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这本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学术建设不是囿于地方性的封闭状态，而是以现有的文明成果为起点和源头。要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生产，自然绕不开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成就，已为他的时代及其后来的一些比较活跃和具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吸收，成为重要的创造之源。例如，在法国哲学家中，就有德里达、拉古—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利奥塔、福柯、德勒兹、莱维纳斯等人，他们都是在认真对待海德格尔的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开展出各自的为世人瞩目的原创性哲学工作。福柯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访谈中如是宣称：“对我来说，海德格尔一直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我对海德格尔的研讨决定了我整个哲学发展。……如果我没有读过海德格尔，极有可能我就不去读尼采。我曾经在50年代尝试读尼采，但单看尼采我看不出什么苗头。然而，尼采加海德格尔就做成哲学的震撼！”莱维纳斯更是由始至终从不讳言海德格尔对他的重大影响，他曾说：“感谢海德格尔，我们的耳朵学会了聆听存在于言上的回乡，其音质既闻所未闻，亦令人难忘。”可以说，中国学者重视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很自然的。
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海德格尔作为“立言”的大哲却曾建立“事功”，在1933年至1934年他出任佛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曾加入德国纳粹党并公开支持希特勒政权。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桩“公案”，也是一个让国内外学者们议论甚多而让人感到“无聊”的话题。然而，从不断发掘的资料和议论来看，这个话题似乎并未打上句号，正如国内周作人的附逆、舒芜的供信一样让人欲言又止。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历史和记忆的帷幕逐渐消隐，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能会面对同样棘手、同样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尴尬的问题面前，我们往往轻易地判定，当事人应为自己的罪错承担责任，但评论当事人的主要依据应是他的学术成就。不过这种轻率并没有掩盖其学术成就带给我们的阴影，海涅说，概念可以杀人，我们显然不能小看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对其人生情境的影响。在这方面，西方学术界对海德格尔的反省或者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理路。
海德格尔于1933年5月27日出任佛莱堡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辞《德国大学的自身持守》，是海德格尔一生最具政治意义的哲学文献。在演说中海德格尔提出“以为大学提供精神领导”为己任，并藉此为德国民族的自强运动提供精神方向。同年11月12日，在呼吁德国人参加全民表决，以支持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联的讲话中，海德格尔宣称，学生的任务就是参予“创造未来德国精神的高等学府”。这些“被精神所贯穿、说明、规定的”思想文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早在六年前，海德格尔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里已经以最清楚不过的语言，表达了他认为必须对自笛卡儿以降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及其各种变形进行毁构这一立场。德里达因此认为，海德格尔重新使用“精神”一词在哲学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即重新掉进主体性形而上学里。海德格尔企图把纳粹主义“精神化”，是想用一种唯意志论的方式去改变、影响或挽救纳粹运动的方向，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这种参予纳粹主义的行为，正是一种妥协甚或是同谋的关系。拉古—拉巴特也认为，海德格尔在政治参予中犯下大错，其理论或思想上的根源，在于摆脱不了主体性哲学那种把主体绝对化或无限化的投射。德里达和拉古—拉巴特都认识到，汲取海德格尔参政错误的教训，在哲学上应该采取的态度，便是在继承海德格尔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彻底地进行对西方传统哲学概念的解构。
这种反思，比孟子所说的“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人的行为是和他的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沿着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道路追溯下去，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海德格尔会犯了曾支持纳粹主义、拥护希特勒的错误，以及了解纳粹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的本质；反过来，要正确看待海德格尔的罪错，我们必须认真清理其思想。从这一角度看，西方学术界是足够严肃的。尽管有德里达、拉古—拉巴特等人的结论，可是学者们并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年青的学者吕克·费利及亚伦·雷诺就曾批评德里达的看法最终还是替海德格尔辩护、为他支持纳粹政权之举开脱。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做法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因为海德格尔犯错的原因，正是离开了理性主义的康庄大道，海德格尔重蹈了尼采的覆辙，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汲取海德格尔的教训，别无他途，就是要针对虚无主义的流弊，复新理性的旗帜——大写的理性，即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性。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那就是——回到康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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